五胡乱华为什么不让说 整个北方汉族几近被屠尽

五胡乱华为什么不让说?关于“五胡乱华”，整个北方汉族几近被屠尽，随后百年间，各个胡族在中原建立数十个国家，陷入无尽纷争的这段历史。很多人把原因归罪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极大消耗国家实力，以致于让胡人乘虚而入。但事情真相确实如此么？

早在八王之乱发生之前，当初光武帝刘秀就在中原迁入了大量的胡族。换句话说，我们把“五胡乱华”归罪于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后的国力下降，但西晋终究会衰落，它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强大，更不可能永远压制着中原的胡族。换句话说，这些胡人早晚都是要作乱的，那么就根本不能怪“八王之乱”，而是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些胡人要作乱。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当时汉族对胡人的压迫，胡汉矛盾越发的膨胀，最终引发悲剧。从光武帝刘秀迁入胡族开始，在中原地界，胡人就被汉人当成低等人，女的世代为婢，男的世代为奴，形成一个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而通过努力获得一些成就的胡人，也不得不依附在汉族王侯上，成为其附庸品。如果说西晋足够强大的时候，还可以用军队镇压住这种矛盾，但是等“八王之乱”一发生，再加上八王引入胡人势力来争夺皇位，最终使得胡人有了足够反客为主的实力，继而引发“五胡乱华”这种悲剧。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永嘉五年（311A.D.）六月，胡汉王朝的太子刘聪率军队攻入洛阳，导致晋怀帝被俘，太子司马诠被杀的“永嘉之祸”并不是五胡乱华的开始。历史上五胡乱华的起点应该是晋太安二年（303A.D.）氐酋李特占据成都开始。而且，五胡乱华的本质既不是什么亡国灭种之灾，也不是什么“少数民族南下”。其实质之上乃是后汉末年从十常侍之乱到曹操灭亡袁绍这段大混乱的重演。

首先，爆发五胡乱华的根本原因和汉末大乱一样，都是典型的“乱自上作”，也就是晋朝高层的内乱“八王之乱”。

这一乱局到最后形成了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的对决，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内乱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最终由司马家的“家事”发展成了一场波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大混乱。

对垒双方，一方首领为成都王颖，率领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另一方以东海王越为首领，麾下有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 后来成都王颍惨死于宫斗之中，而作为胜利者的东海王越，却不得不为这次内乱做个了结。最后他死于征讨石勒带领的羯人佣兵团的路上。而文武大臣在护送其灵柩回乡的途中被曾经隶属于成都王颍的石勒等人劫杀，西晋精英阶层大半覆没，于是五胡乱华的势态便无法收控制。

鲜卑人早期的盛装——步摇冠。也就是后世“凤冠”的滥觞。

鲜卑人的玉带板，很中原。

但这种局面早在三国时代前期就已经出现过一次，可以说是三国英雄们的努力在实际上将五胡乱华爆发时间往后推迟了一百年。

比如说，给堂堂汉家天下带来灾难性破坏的董卓-吕布集团本就是羌胡混杂的。董卓进京，手下兵士多是胡羌，在洛阳烧杀劫掠，以至于被南匈奴掳走的蔡文姬写诗控诉道：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后人说董卓不该放任士兵，其实不是董卓放任，是他根本没法控制，甚至也不想控制。

董卓率羌胡军毁灭洛阳几乎就是一百年后南匈奴洗劫洛阳的预演，而此后内附中原诸侯的胡人军队也大量的出现。比如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就带着匈奴人佣兵；公孙瓒则征召了乌桓家臣。幸亏天降曹公与中原，将董卓-吕布胡汉联军团灭，并收匈奴、破乌桓，出塞千里威震九夷，控制住了北方的乱局。不然的话，不但五胡乱华会提早一百年，而中原的精英们连个南方避难所也没有。

其次，因为远交近攻乃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所以此后三国时期的战争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匈奴、鲜卑这类“胡人”的身影。比如诸葛武侯曾联络鲜卑君王轲比能骚扰曹魏后方；吴大帝也曾经渡海联络朝鲜的国王公孙渊夹击魏国。这都可以说是司马颍征召南匈奴、司马越征召鲜卑的前奏。

在之前笔者曾经在《五胡乱华时期到底有多黑暗？》说过，五胡要区别看待，其中的匈奴、羌、氐都是彻底汉化了的，所谓的野蛮人也就是鲜卑和羯。但是鲜卑入主中原之后迅速汉化，并建立北魏终结五胡乱华的动荡。而即使所谓的羯人石虎，在给中原带来的惨烈程度同日后蒙古灭金、夏或清兵入关时期的惨烈程度相比几乎是相当轻微的。

五胡大多早已汉化，即使未汉化这也大多迅速汉化。甚至大家想象中的“黄头鲜卑”其形象可能也是这个样子的。

南朝贵族形象，其实北方胡人的上层社会在生活方式上也差不多。